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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“颜氏文化”的三大亮点

时间:2011年06月05日  点击:次 【字体:

     自2003年广东省委、省政府提出“建设文化大省”的重要战略部署以来,全省各地纷纷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,打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。河源市也从自身的实际出发,确立了四个文化内涵较深、开发价值较大、存在意义较为深远的文化建设项目:河源恐龙文化、连平颜氏文化、龙川佗城文化和紫金孙中山祖籍文化。愚以为,这四种文化,各有千秋,各有特色,各有亮点。在此,仅就连平“颜氏文化”谈一些粗浅的陋见。
??连平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邑,在历史上曾有“声名文物冠珠江”之美誉。自明末崇祯七年(1634年)开州建置以来,连平涌现了不少名仕显宦,其中以有“一门三代四督抚,五部十省八花翎”之称的颜氏家族为代表。颜氏家族是有清一代全国二十八世家之一。在当时,与武将世家赖家并称“文颜武赖”。在清代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年间,颜氏一门三代,出了一抚三督:颜希深官至云南巡抚,诰授光禄大夫(正一品);其子颜检官至直隶总督,诰授荣禄大夫(从一品);孙颜伯焘官至闽浙总督,诰授荣禄大夫(从一品);孙颜以燠(颜伯焘堂弟)官至东河总督,授资政大夫(二品)。祖孙四人曾任职于清代六部中的五部(礼部、户部、工部、刑部、兵部),在十省(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陕西、云南、贵州、福建、浙江、湖南)中担任过重要官职。其中颜检得到了清王朝的最高殊荣——赐穿黄马褂和最高嘉奖——赏戴花翎,颜希深、颜伯焘也分别被赏戴花翎。除以上三人外,颜氏一门还有五人得过朝廷赏戴的花翎:颜培尊、颜培文、颜培高、颜培瑚和颜钟俊,共计“八花翎”。故有“一门三代四督抚,五部十省八花翎”之称。如此显赫的家族,在河源乃至广东、全国都是极罕见的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颜氏三代政绩卓著,官声良好,以清正廉洁、亲民爱民、忠贞爱国流芳后世。基于此,我认为,“颜氏文化”的亮点,并不在于颜氏三代官阶之高、官位之显赫,而在于其“清正廉洁、亲民爱民、忠贞爱国”这三种精神内涵。
??一、清正廉洁
??无论是封建社会,还是资本主义社会、社会主义社会,“清正廉洁”都是政治文明的一个永恒主题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“清官”,如杨震、包拯、海瑞、张伯行等,不仅在封建社会被老百姓誉为“青天”,而且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。
??说到“清正廉洁”,也许有人会想到“三十六字《官箴》”。这段《官箴》的全文是: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,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。公则民不敢慢,廉则吏不敢欺。公生明,廉生威。”。这段短小、精悍而又富于哲理、令人振聋发聩的文字,曾是历史上许多“清官”的座右铭,并多次被朱鎔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引用。经考证,这段“三十六字《官箴》”正是颜氏家族的家训。颜氏三代,是“三十六字《官箴》”的传承者、传播者和实践者。“三十六字《官箴》”是何人所作,现无法考究。碑文首刻者是明代户部侍郎兼山东巡抚年富。明孝宗弘治十四年(1501年),顾景祥(号贞庵主人)任山东泰安知州时,刻于泰安州衙,用于鞭策自己。清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,偶在衙内的残壁中发现此碑文,感受颇深,遂将此碑重刻,并附以跋文,立于官署内西厢房,当作座右铭。颜希深为官一世,忠于国家,清明廉洁,德泽百姓。他不仅洁身自守,而且严禁属下贪污作弊(他曾经严察漕澂浮收之弊),也决不向上司行贿(颜希深任山东督粮道时,权贵和珅随乾隆南巡,向地方官勒索“孝敬费”,遭到颜希深拒绝)。因此,他得到了百姓感念、僚属敬畏的良好官声。清史书称之为“法尚清平,政绩辉煌”的好官,对其大加赞誉。同时,他将“三十六字《官箴》”传于子孙,教育后代,要求他们应时常学习《官箴》碑文,牢记前贤做官格言,兢兢业业,以“公”和“廉”来严格要求自己。其子颜检、孙颜伯焘谨遵祖训,均刻碑作跋以明志(按:现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《官箴》石碑,文后有五篇跋文,其中三篇是颜氏三代所作),为官时均携碑上任,且以《官箴》为做官准绳和准则。同时,向同僚、下属广泛推介和传播,使之流传至今。颜氏三代积极践行《官箴》中所提倡的“公”、“廉”观,累世为官,均两袖清风,廉洁奉公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,在当时人和后人之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(《清史稿•颜伯焘传》说:“伯焘累世膺疆寄,娴习吏治,所至有声。”),为中国的廉政建设树立了一座座高大的丰碑。“清白存心,精勤任事,勉为良吏,力挽颓风。”这副原挂于颜检旧居“宫保第”的楹联,不仅反映了颜检毕生为官的理念,同时也反映了颜氏三代为官的共同理念。
??颜氏家训“三十六字《官箴》”中所提倡的“公廉观”,是中国廉政思想的精华。即使是现在,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,也同样需要大力弘扬“公廉观”,积极践行“公廉观”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,廉洁奉公。因此,我们要抓住这一亮点,传播《官箴》文化,使之成为广大领导干部的座右铭,成为我党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种有效激素。
??二、亲民爱民
??俗话说:“当官不为民作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一个人民心目中的“好官”,应当是爱民如子的,为民请命的。一个官员,乃至一个政党,只有亲民爱民,才能得到百姓的感念和拥戴。颜氏三代虽官居极品,但都能“居庙堂之高”而心系黎民,时刻以人民利益为重,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换取人民利益。这从颜希深“与母冒死开仓济民”一事和颜检的几件事便可凸显出来。
??颜希深任山东督粮道时,为奉养贤母,遂恭迎其母何太夫人至德州,居于官署。适逢德州大雨,一连七昼夜,致使洪水汜滥,德州居民扶老携幼,纷纷攀登城楼,争相逃避,哭声震天。时值颜希深因公赴省城未返。何太夫人闻民众啼哭之声,询诸署中人员,始知民众遭此巨灾,濒于绝食,遂命开仓放粮,救济灾民。但署中人员以颜希深公差未返,坚持不可,说:“开仓放粮必须详明事由奏请上方准许,方能行事,否则擅动仓谷,处罚极严!”故拒不开仓。太夫人正色曰:“此何时也!犹拘泥于常法乎?况德州距省会甚远,若经详奏核复,数十万灾民将成饿殍矣!君等无须忧虑,宜速开仓放赈,以解倒悬,如有议处,吾子功名可不必计较,愿尽吾家所有,查封以抵偿,我自会设法担当。”于是尽将自己珍饰,持出易钱,作为费用,并督饬开仓,碾谷成米,运至城上,尽救灾民,藉拯饥溺。颜希深在省城得知消息后,急忙赶回,一进府衙,下属官员就把如何开仓放谷的事告诉了他。他笑着说:“我母亲这样做极其适当!快为我起草报告,据实通禀上司。我立即派人回原籍变卖家产,以便赔偿。各位就不必担心了。”他一方面急修奏折快报上司,另一方面亲自组织施赈,使灾民得以维生。报告到了省府,山东巡抚和藩台非常震惊,于是以擅动仓谷为罪名,飞速上书弹劾颜希深。乾隆皇帝阅览了奏章,对颜希深母子的行为很赞赏,用红笔在山东巡抚的奏章上批示:“汝为封疆大吏,有如此贤母良吏,不保举而反参劾耶?”接着又降圣旨,已动用的仓谷,准许作为正项开销,无须赔补。颜希深诚感圣恩,更加尽力为善。颜希深母子担负全家抄斩之罪,救百姓于危难之中的义举,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崇敬。
??还有颜检,他对民宽厚,体恤民情,力行省刑罚、薄赋税。他任直隶总督、福建巡抚等职时,曾多次不讳犯颜为民请命,减税赋,免岁贡,抵差徭,先后上书为直隶民众减免加额征收的租银,免去了使福建民众备受困苦的的名贵花木荔枝树、素心兰的进贡,坚决抵制朝廷给直隶地区增加的差徭,从宽处置参加反清秘密组织的人员等。纵是为此而忤逆圣意,屡遭谴贬,几经起落,亦无畏惮。颜检当时深得嘉庆皇帝、道光皇帝的信任,身居非满洲人或皇亲不得担任的全国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之职,但他并不因为蒙受“隆恩”就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,而处处为百姓着想,这在诸官为讨取荣升、不顾百姓死活的当时社会,颜检之高风亮节可谓难能可贵。另外,颜检平易近人,决不摆高官架子。他回家省亲时,常身著布衣草笠,不带随从,到民间与农夫亲切攀谈,农人竟不知其为显宦(见《连平州乡土志》人物篇)。
??正因为颜氏的亲民、爱民,所以,时至今日,他们曾经为官的地方的民众,仍对他们感念不已,对他们的事迹津津乐道。我们今天提倡执政为民,提倡为人民服务,提倡“权为民所用,情为民所系,利为民所谋”,不正是需要颜氏这种亲民、爱民的精神么?
??三、忠贞爱国
??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特别是近代以来,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,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与蹂躏,激起了许多爱国志士的爱国热情,纷纷奋袖而起,或用武力抵御外侮,或用文字鼓动风潮。一时间,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情空前****起来。在这些爱国志士之中,颜伯焘是杰出的代表。
??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颜伯焘调任闽浙总督。就在这一年,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。在如何对待这场战争的问题上,在清廷中有“主战派”和“主和派”之分。颜伯焘是当时朝中力排“抚局”、力主抗英的主战派代表人物之一。他莅任伊始,便到厦门察看海防,筹备防务,积极备战,制造战舰五十余艘,招募新兵水勇数千,增炮台,筑石壁,设炮火。同时,上疏道光皇帝,陈数英国侵略者的罪恶行径,痛斥琦善一伙“主款”的妥协卖国行为,阐述自己的抗英主张,表示了“不敢畏难苟安”、坚决抗英的决心。同年,由于清政府进一步对英妥协,下令“撤兵省费”,将颜伯焘所募兵勇遣散,船炮制造中辍。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8月),英国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率舰队三十六艘,载大炮三百三十六门,士兵三千五百人,突袭厦门,颜伯焘闻讯,立即到前线调兵遣将,进行防守。英军在向厦门守军进行迫降失败后,即对厦门的清军防地炮台发起了攻击。颜伯焘亲自在虎头山等防地指挥守军还击,战斗非常之激烈,击沉英舰一艘,击伤五艘。后来,英军采取逐个击破战术,集中七、八艘军舰,集中炮火攻击一座炮台、防地,攻破一座,再攻打另一座。在英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,炮台被毁,守军大部分阵亡,剩下的那些疲劳过度、手无寸铁的守兵,拣起石头、持着短剑,与登陆的英军展开了肉搏战。颜伯焘部下总兵江继芸、把总纪国庆、杨肇基、李启明、副将凌志、游击杨靖江、都司王世俊等相继战死。
??厦门失陷后,颜伯焘收集残部,退守离厦门三十里的同安县,招募新兵,团练乡勇,牵扰英军。厦门的民众也纷纷起来,保家卫国,打击侵略者。白天则不时扰杀,夜晚则乱石抛掷,使入侵英军昼夜不得安宁,死伤数百,只好撤离厦门,转攻浙江,厦门收复。战后,颜伯焘据情实报战况。道光帝下诏责备颜伯焘不能预防仓促失事,又以收复厦门免治其罪,初拟革职,后从宽降三品顶戴留用。不久,朝廷派侍郎端华到福建调查厦门失陷一事,结果又以英军转攻浙江时,颜伯焘未能及时追击而将其革职回籍,在家乡广东连平闲居了十二年。至咸丰三年(1853年),又得到了咸丰皇帝的擢用,以四品京堂入京,准备重新起用,但因上京之途有阻(太平天国起义),途改姑苏,受命总统潮勇,办理江南军务事。不久,病卒于任上。
??厦门抗战失利,究其原因,一是装备落后,二是力量悬殊,但主要是当时整个国力腐败落后所致。因此,厦门失守,颜伯焘作为主帅,虽有领导责任,但不应归咎于他。颜伯焘战前坚决反对议和、妥协,战时身临前线,冒死督战,抵抗外侵的爱国行为,已得到了历史的公允,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。
??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,爱国志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“脊梁”。颜伯焘不屈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抗敌的爱国主义行为,必将彪炳史册,永照汗青。我们今天要锻铸民族精神,弘扬爱国主义精神,颜伯焘的抗英事迹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。
??综上所述,“颜氏文化”的三大亮点:清正廉洁、亲民爱民、忠贞爱国,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廉洁奉公、干净干事,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,热爱祖国、报效国家等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,是非常吻合的。这三大亮点既是传统文化的精髓,也是时代精神的精髓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我们打造“颜氏文化”品牌,并不是挖掘封建社会的糟粕,挖掘封建主义的沉渣,而是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,古为今用,为社会主义“三个文明”建设服务,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。因此,我们要着力打造好“颜氏文化”品牌,使之放射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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